向世芳老师是我高中时期的班主任。我们（7）班也是向老师做为班主任从头带到尾的唯一一个班级。

　　向老师原本在一机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文革中全家下放到位于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1973年随丈夫返京后，便调入距家不远的北京四十四中学。先任我们班的副班主任，半年后由副转正，正式担任起（7）班的班主任，直至毕业。

　　向老师身高一米六十不到，圆脸，体态稍胖，梳一头短发，脸上总是带着笑容，讲一口带有明显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起初向老师并不代课，只专职任班主任；往往课间、自习课或下午快放学时，便见向老师带着灿烂的微笑不慌不忙地走进教室。现在回想起来，在全班同学心目中，向老师与其说是老师，不如说是一位年长而又慈祥的老姐姐。她待同学从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而永远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平等的语气和平等的心态。向老师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自从担任班主任起，班上的女生算是找到倾诉对象，放学后经常一大帮女生在教室里围着向老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也不知道她们怎么有那么多的话，而且怎么说也说不完。

　　作为班主任，向老师可谓尽职尽责。她非但参与一切班里的有关活动，诸如像班委会、团支部会等她也一概参加。班里男生与其它班比赛篮球，她多半会到场，矮墩墩地站在场外观战的同学们中间，和大家一起鼓掌助威。一年春秋两届校运动会，她早早督促男女体育委员认真动员，每个项目都力争有同学参加；尤其是男女4×100米接力，主力队员、替补队员，谁在第几棒，安排的十分周密；连运动会期间负责代表班级为广播站写宣传稿的人选都事先布置妥当。每年至少一次的下乡学农，向老师也都全程随行。记得1974年夏天我们年级到农村学农劳动，全体同学步行从位于西城区三里河的四十四中走到位于首都机场附近的顺义县天竺公社，大家排着队背着背包，从早上八点不到一直走到下午四点多方才到达。许多同学半路上背包散掉，或是累得走不动路，向老师却背着自己的背包一直从头走到底。那次夏收学农劳动，因农村学校都已放假，我们学农的学生住在学校教室里，靠着南墙和北墙各一溜地铺。地上铺着厚厚的稻草，上面垫上各自的塑料布，用以隔潮；再在塑料布上铺上各自的褥子和床单，各自的铺位就算搞定了。那时讲究老师与同学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男老师睡在男生宿舍里，女老师住在女生宿舍里。缘于男女界限森严，向老师那边的情形无从知晓。我们男生宿舍这边却不甚太平，劳动之余吵架顶嘴甚至打架之事都多多少少发生过。好在我们班里这种事情尚少。

　　男生恶作剧的想象力实在丰富。某班几位捣蛋鬼与班主任老师开玩笑，趁中午收工老师午睡时轻手轻脚将清凉油抹在老师的脚心里，然后用手对着抹了清凉油的脚心轻轻扇风。也不知这是什么偏方，居然整得该班主任老师于睡梦中尿了裤子。此事并非我亲眼所见，是班里某同学事后跟我说的，听得我们几个乐不可支，但始终没敢告诉向老师。

　　向老师在教学方面虽非科班出身，但确实尽心尽力。正式担任班主任后不久，向老师便兼而负责起（7）班的语文课教学。那时教学参考书甚少，为了讲好课本里鲁迅的《藤野先生》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课文，向老师竟向班上同学索借鲁迅的《朝花夕拾》、《呐喊》等文集。向老师讲课时不像大部分语文老师的黑板板书那么规整。她往往在黑板上写下大标题小题目后，便面对讲台下的学生开始讲将起来，右手老是捏着个粉笔。讲着讲着，便回过头来在黑板上她写下的小标题边上或下部用粉笔用力点一下；然后回过头来再讲，一会儿回过头去再点一下；再讲几句，再点一下；时间不长，那个小标题的周围便布满的白色的斑斑点点。现在回想起来，向老师的语文课没有几位名师讲的那么风趣和引人入胜，因此一些同学听着听着便开始走神，或在下面做小动作。我座位旁边的柴重远那时正在自学素描，很在语文课上为向老师画了几幅速写，画技不佳，纸上老师的样子实在不好看。当时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不久，为表善意，班夫人送给中国一头小象，名叫“米杜拉”，此事当时在广播、报纸和电影上被宣传得全国上下尽人皆知。因为“向”“象”同音，班上几位好事者便偷偷地给向老师起了个“米杜拉”的外号；此外号居然在男生中暗暗叫将开来，当然绝对没人敢当着向老师的面如此称呼，因此直到毕业，向老师也不知道自己在男生中居然有这么个绰号。

　　向老师也经常想出一些新鲜主意来，以响应当时颇为流行的教育革命。记得1975年初夏的一次家长会，向老师要所有班干部（包括课代表）一起参加，并同家长们见面，让家长们从同学那里——而不仅仅从老师那里——得到自己孩子的真实情况。家长会的开始部分是校长通过广播喇叭向全体家长做报告，然后是各班主任作报告。教室里坐满的家长，而我们这些参加家长会的孩子们则一直待在教室外面等候。当一切规定程序都已走完，向老师做为班主任也讲完话，打开教室门招呼我们这些班干部们进教室与家长们座谈时，不少班干部或因扭捏或因矜持，慢慢吞吞就是不进教室，搞得向老师有点尴尬。

　　偶尔向老师也有因生病或其它事情请假的情况，此时我们班的语文课便由别的语文老师代课；在我的印象里这种情况总共不超过五次。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那些代课的语文老师当时无一例外地不按照课本上的内容接着向老师的课往下讲；而是讲一些于当时不犯忌且无风险的古诗或古文，如：白居易的《观刈麦》、苏轼的《望庐山》，以及孟子的《得道多助》等。这些诗文在当时一般的环境下是找不到的，我家藏书中的《唐诗三百首》和《宋诗一百首》中也没有；因此十分新鲜。

　　1977年高中毕业后，因我哥哥已在我之前下乡插队，根据政策，我得以留在北京等待分配工作。向老师见我闲居家中，百无聊赖，便邀我到学校任初二班级的辅导员，这是我平生头一份社会工作，而且是以前始终感到崇高神圣的辅导员工作。夏天过后，我们班留京待业的同学中曾有两次招工名额，都是通过学校下达的，一次是纪念堂招待所服务员，一次是北京市公安局消防队。按照条件我都可在被入选之列，但向老师都自作主张把我挡住了。原因是当时已经听说大学要恢复高考招生，向老师认为我这个学生应该继续念书，所以没有让我过早地参加工作，而是要我抓紧时间复习，准备高考。由此我才有今天的人生道路。

　　向老师的家位于三里河一区，离学校很近，逢年过节，同学们经常搭伴到向老师家里玩。到了老师家大家也不客气，问老师要水喝，要好吃的东西吃，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向老师总是乐乐呵呵的，把家里能拿出来的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任同学们随便吃玩。那时向老师家里真是人声鼎沸，叽叽喳喳的，跟下课后的教室里没什么两样。即便（7）班毕业后，这种聚会也时常举行；往往有人出面招呼一声，约个时间，大家到时候便前脚跟后脚地陆续来到向老师家，聊聊天，吹吹牛。一些同学（特别是女生）在工作中甚至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也经常找向老师倾诉。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向老师搬家。

　　2013年秋季，一次家中整理书籍，看到了几十年前全班同学的合影，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毕竟近二十年没与向老师联系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向老师家的电话。接电话的就是向老师本人，还是原来的声音，还是原来的语气，只是中气稍显不足。我们师生俩在电话里聊了很久，很久。此后我又多次去向老师家拜望，方才得知老师曾罹重症，幸儿女尽心，恶症得以控制。同时也得知不少曾教过我们的老师都已过世，感慨之余，不禁庆幸向老师的健在。

　　在此前后，班里的女生班长姜立新、吴国英建起了微信群，班里同学们得以陆续聚在一起。此后每年的春节，全班同学都要聚餐一次，并请向老师夫妇前来参加。

　　然而今年的同学聚会没有如期于春节期间举行，而是提前到今年年初。原因是向老师痼疾复发，遍访名院，诸医束手；老师自知不起，想趁尚能行走时再见学生们一面。聚会时老师已大见消瘦，神气也不如从前，进食甚少，仅略尝数口而已。临别时老师和每一位男生握手，并与大部分女生一一拥抱，那意思分别是在告别。我注意到吴国英、姜立新等女生眼里满是眼泪，王光、杨星等不少男生也说不出话来，握手时把脸别向一旁。虽然大家嘴里都在说着祝福向老师健康的话，但心里都已揪成一团。

　　此后的时间里，大家心里都在挂念着老师的病情。我多次想打电话问候，有两次电话号码都已拨了一半，但终因没有勇气而作罢；于是只能在群里获悉老师的病情。

　　3月中旬，终于得到消息，向老师走了。虽然心理早有准备，但仍然难受了好一阵子，心里好像缺了一大块东西。

　　遗体告别仪式后的某晚，梦见自己在熙攘人群中行走，忽听向老师在叫我，回过头四下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老师。乃悟老师已真的离去。遂醒，泪如雨下。

2016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