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面前的章世鸿老先生，实在看不出他已年届95岁高龄了。清癯白晰的面容，炯炯有神的双眼，思绪清楚地畅谈着。我们一下午闲聊，很是惬意。我取出上官消波先生给他拍的肖像照，他仔细观看，连说：“照得好照得好。”我说，章老一生从事新闻工作，还采访过艾思奇、范长江等文化名家，尤其对上海作过许多精彩报道。他谦虚地说：“在新闻界，算是一个老兵吧。”

       

图1:章世鸿近影（上官消波摄）

从学新闻到办报纸

我很多年前就知道章老的大名，不仅因为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他的文章，而且他是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的内弟（屠岸妻子章妙英的弟弟）。屠岸生前每年都会来上海探亲访友，总要跟我说一声：“住在内弟章世鸿家。”然后，他就介绍几句章世鸿的情况。有一次，送屠岸去章家，一路来到安顺路，他说前面就到世鸿家了，你留步早点回吧。这样，章世鸿就成了我心里熟悉的名字。

章老祖籍宁波，出生在上海一家富裕的儒商家庭，可说是名门之后的老上海了。在上海这样一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文化城市，他从小学到中学，耳闻目睹了风风雨雨中的新思想、新人物，留下了关心时事、追求进步的思想烙印。

1945年，抗战胜利了，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时在中学读书的章世鸿，结识了同学中的一名地下党，经一番考察与介绍，这年10月他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他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读物中，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终因“煽动学生闹事”的罪名，被学校勒令停学。按地下党的安排，他又转到复旦中学，一面读书一面继续开展学生运动。中学毕业，他考入了由著名报人、新闻教育家顾执中创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这所学校民主风气浓郁，学风严谨，师生积极要求进步，向往革命。在学校里，他还是地下党的支部委员。

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推进，由全面防御进入反攻阶段。党组织急需调集一批青年人才，充实到苏北、浙东、皖西等革命根据地去。章世鸿跃跃欲试，等不及学业完成拿毕业证了。当他得知自己与另几位进步同学一起，即将奔赴皖西解放区时，暗自高兴了好几天，晚上都失眠了。很快，他们悄悄出发，来到安徽无为县皖西军区三分区，短期集训后，挺进大别山，来到六安县的军区所在地，由军区党委安排工作。获知他是从上海民治新闻专校出来的，部队管人事的干部乐不可支，说我们军区正要办一张报纸，愁着没有这方面人才，你是“投篮命中”哪。说完哈哈大笑起来。这对章世鸿来说，可谓“正中下怀”。这样， 他就进了正在筹备中的《皖西日报》，开始一生的新闻工作生涯。

从《皖西日报》到《新华日报》

皖南艰苦的办报环境锻炼了年轻的章世鸿。常常是在寒冬的半夜，得到重要的军事战况和捷报，他迅速从被窝里爬起来，敲开冻结的墨汁，写在红纸上，天明前贴到小镇的街上去。部队行军休息时，他还得忍受双脚血泡的疼痛，以自己的膝盖为小桌，写稿编稿。晚上到驻地，借一盏小油灯的昏暗光线，他摊开钢板，抓紧刻蜡纸，再用手推油印机印出一张张报纸，送到首长和战士们的手中。大家称赞说，《皖西日报》是“扁担挑着走的报社”。

很快到1949年初，章世鸿离开了辗转、战斗一年多的大别山，随大部队南下，打进国民党老巢南京城。4月全域占领南京后，第一件工作，就是实行军管。按照上级指示，他参加了接收国民党伪中央通讯社的军管小组。他回忆说，那时年轻啊，一身戎装，绑腿到膝，走起路来浑身是劲。这是具有历史性的时刻。接管这天，首先召开了全体伪职人员大会，整个大厅鸦雀无声，几十双眼睛看着军管人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军管小组领导讲话言简意赅:“请大家各就各位，等待整编，工资照发，保障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会场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伪职人员心安神定了，共产党并没有摒弃他们，他们深感党的政策宽容合理。之后，接管工作顺利进行。中央通讯社原是国民党主管的大型宣传机构，在南京解放时已迁往台北，在南京的是留守人员，其中有不愿随蒋匪去台湾的进步人士。军管小组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安置，妥善处理。接管任务完成后，按照上级要求，章世鸿调入南京《新华日报》工作。

《新华日报》在我党的发展历史上，留下过重要的红色足迹，它是第一张公开发行的党中央机关报，1947年被国民党勒令停刊。南京一解放，马上恢复出报，后成为江苏省委机关报。能进入这样一家具有光荣历史的大型日报社工作，章世鸿也感到无上光荣。南京作为原国民党的首府，一切都百废待兴，《新华日报》承担着繁重的宣传报道任务。他走街串巷，深入基层第一线，采访撰写了南京解放初的许多重要新闻报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城市改造和建设等方面。

作为文教记者，章世鸿深入南京各大高等院校，从中央大学到金陵女子学院，一所所走访，了解解放后南京教育工作恢复和建设情况，先后写了多篇专题报道。为了更好地提高高校宣传报道力度，他组织各高校成立通讯报道组，发动学生骨干，来做好整个高教系统的新闻报道工作。

难忘《人民日报》的日子

在《新华日报》工作两年多，因文教工作的报道成绩突出，1952年底，章世鸿奉调北京《人民日报》社。当长长的火车到达北京站时，正是当年最后一天的深夜，北京瑞雪纷飞，一片祥和气氛。第二天就是元旦佳节了，他庆幸自己在一个特殊的日子，来到首都党中央的机关报履新，这也标志着他的新闻工作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年，他26岁，正是意气风发、大有作为的年龄啊！

到《人民日报》报到的第三天，社长邓拓就请他和几位新来的年轻同志吃饭聊天。之后，他被分配到报社理论组任编辑。邓拓兼任理论组组长，党员组织关系也在理论组，说明他对党报理论宣传工作的重视。党小组每次过组织生活，邓社长只要人在报社，就会来到大家中间参加学习。结束后，还会与大家一起，推心置腹话家常。他知识渊博，见解独特，大家很喜欢听他讲话，从国际大事谈到报社工作，再谈到他个人对理论观点的一些想法。大家有问有答，毫无拘束，畅所欲言。理论组两位副组长，也给章世鸿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贺笠，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专家；一位叫沙英，是从《东北日报》调来的老编辑，负责理论版大样把关，虽高度近视，审稿时脸面快贴到纸面了，但任何差错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王若水，北京解放前就加入了地下党，参加学生运动，报社有重要的哲学方面文章，邓拓都放心地让他处理。还有历史学家谢兴尧，太平天国研究是他的强项，后来长期担任报社图书馆馆长。在章世鸿的眼中，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怀恋的团队。

       

图2：章世鸿在《人民日报》社前留影

1956年，《人民日报》在王府井大街盖了宽敞的办公楼，理论组就从临时办公点的大甜水井胡同民居内搬入新楼，章世鸿也从理论组调到国内政治组任编辑。此后反右斗争开始，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在号召“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感召下，章世鸿结合自己的调查观察和分析，觉得反右斗争有所扩大化了。他幼稚地把自己的想法形诸几千字的信件，交给党组织。还好，组织上当时只是“立此存照”。但此后的年岁中，他的境遇直线下降，停职反省、内部批判，党内处分。一直到“文革”开始，把他作为“漏网右派”揪了出来，列入劳改对象，下放干校改造思想。

所幸，粉碎“四人帮”后，章世鸿得以复出。《人民日报》给他彻底平反并委以重任。也许因为他是上海人，对上海熟悉，报社任命他为《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站（现为上海分社）站长、首席记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上海改革开放大发展的关键年代，年过半百的他，老骥伏枥，重燃激情，挥笔写下一篇篇反映上海大变化、大跨越的佳文，向全国、向世界报道上海日新月异的新气象、新成就；甚至跨出上海写上海，报道的视野更扩大了，如反映上海科技支援宁夏的《横跨三千里的支援》长篇通讯等。90年代初，他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太平洋西岸新曙光》一书出版，对80年代的上海改革开放作了全景式、全方位的报道与评价，不仅报道上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更深入采访上海的理论界、文化界，广交朋友，写出《喜看年轻一代理论家成长》《上海的读书热》等好文章。从《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的岗位上离休后，章世鸿把更多的目光关注到对人民、对国家的思考，相继出版了《九十年代中国纪事》《二十世纪反思》《视野与思考》《新世纪沉思》等专著，不回避热点问题，同时对自己的记者之路作了深情回顾。

       

图3：章世鸿著《九十年代中国纪事》（百家出版社）

       

图4：章世鸿著《二十世纪反思》（中国文联出版社）

有次与章老聊谈结束，他把自印本新著《爱建村文集》签名赠我，令我大喜过望。真是宝刀不老、老当益勇啊！我回家一一细读，感慨良多，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的胸襟和情怀豁然展现在我眼前。他在《序言》的结尾写道：“我觉得面对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我们老同志自身也确实面临一个新的思想改变的局面，而如何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对我们老同志来说，也许当务之急是要防止思想凝固化。在这方面，我希望同许多历尽人间沧桑的老同志一起，共同迈出新的步伐。我在这本文集中所写的也正是反映这样一种愿望。”

我把他的这段话，以及文集中的许多文章，看作是他晚年的心声，壮心不已，与时俱进，当是我们这代人学习的楷模啊！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